◎朱昌俊

　　1月3日，贵州黔东南凯里警方制作了一些“曝光榜”，对近期因卖淫嫖娼或赌博而被抓获的违法人员进行了公开曝光。针对这些行为所带来的争议，凯里公安局负责人回应称，此举是为警示、警告这种不好现象，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行为。公安机关执法肯定会有法律依据，如果当事人有异议或不同的意见，可以去咨询律师或上法院起诉。(法制晚报)

　　据悉，这些被曝光的人员，绝大部分涉及嫖娼，少量涉赌和涉毒。除了曝光，他们均被警方给予了行政拘留4日至15日的处罚。据悉，相关法律中，对于嫖娼、涉毒、涉赌等违法行为，都未有曝光这项处罚。那么依据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如此曝光的做法属于法外“施刑”并无疑义。

　　事实上，类似的曝光做法本身就构成一种严重的悖论，若曝光真能够止于个人隐私的边界，又何来产生警告和警示效果？所以，但凡这类法无授权的曝光行为，往往都是以损伤违法公民不必要让渡的权利为条件，实质上就是另一种示众。

　　在正当程序之外，执法机关曝光违法者个人信息，都声称是为了起到警示效果，但却很难逻辑自洽。一方面，若曝光就有效，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只要将违法者推向舆论的审判台，就可药到病除了？另一方面，执法机关选择对怎样的行为予以曝光，如何曝光，其动机本来就显得可疑，未必只是如标榜的“起到警示效果”这么简单。

　　除了对被曝光者的个人权利构成损伤与剥夺之实，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引发了社会争议，这本来就显示了不正常和问题所在。法治社会的一个起码要求便是，要让社会对于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与自身行为的后果，有着清晰而稳定的预期。当社会不能准确预判执法机关的行为尺度，当多数公民不能从既有法律的标准衡量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那么，执法者显然就难以树立真正的执法公信，执法也就很可能带给社会的是安全感的损伤，而非增强。就此而言，每一起存在争议的执法行为，都应该引起社会的足够警惕和执法机关的足够正视。

　　针对外界的质疑，当地公安机关称，“如果当事人有异议或不同的意见，可以去咨询律师或上法院起诉”。这样的回复看似中规中矩，实则霸气外露。当事人会不会诉诸法律是另外一回事，但当地公安机关作出让社会质疑的执法行为，首先就必须主动向社会拿出足够的正当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