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刚开始的时候，特拉华大学学生中心的一个大厅里涌进了几十位新同学。其中许多人打扮时髦，穿着打磨发旧的牛仔裤和色彩鲜艳的旅游鞋；一半人在默默玩着手机，其他人在热烈地交谈。但是，对于一个普通话不熟练的旁观者来说，想要偷听他们的谈话会很困难。因为，除了一个神情迷惘的哥伦比亚人之外，其它学生都来自中国。

范逸苏（Yisu Fan，音译）就是其中之一，在6个小时之前刚从上海飞来。他兴奋地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在等着参加英语语言学院的新生指导会。和特拉华大学的几乎所有中国学生一样，范逸苏是被有条件录取的——就是说，他得顺利念完一个英语项目，才可以开始修读大学课程。他打算念金融专业，毕业后回国，到他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他戴着新潮的黑框眼镜，脖子上挂着印有一条中国龙的军牌（俗称“狗牌”）项链。他说，自己选择到离家7000英里的地方上大学，是因为“美国人的教育很棒”。

在中国，这个观点很普遍，这是赴美留学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在仅仅3年中翻了3倍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人数已经达到4万，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虽然南韩和印度等国家多年来也向美国输送了大量本科生，但中国申请人数突然出现惊人的增长，已经在那些尤其欢迎国际学生的高校中激起波澜。这些大学中很多是设有特别英语项目的大型公立学校。比如，特拉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就从2007年的8人猛增到了2011年的517人。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中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对于近年来面临预算削减的高校来说，这真是从天而降的礼物。不过，虽然乍看之下这对高校和学生都有好处，仔细观察起来，却是对双方都复杂和棘手的事。

高校们渴望增加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并提高国际吸引力，因此急急忙忙地涌入中国招生。中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激烈，而留学中介行业更是火上浇油，积极为美国校园招徕生源。高校官员和招生顾问们说，他们发现申请材料广泛造假，有的是中介帮着写个人陈述，有的是英语考试分数和学生的口语能力不相匹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高校正在费劲地鉴别哪些是优秀的申请人，哪些则好得不真实。

而一旦入学之后，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要跟上课堂讨论就非常吃力。尽管他们当中成绩出众、学习费劲或者通不过考试的人的比例和美国同学差不多，但有些教授说，他们不得不改变了教学方法。

面对这些挑战，高校调整得很迟缓，但已经开始尝试新的策略，以便让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同时处理好申请方面的问题。北大附中校长助理兼国际部主任江学勤说，这是美国高校的责任。“美国的大学不高兴吗？因为中国学生和家长并没有不高兴。”

他说：“除非美国大学向学生和家长表明必须改变，否则还是会一切照旧。”

唐文婷（Wenting Tang，音译）很爱笑，她听RedJumpsuit Apparatus和OK Go这类劲爆乐团的歌曲，并在她的Facebook主页上说自己“真的真的很有趣、真的真的很认真”。她是管理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三年级学生，说起英语来自信十足，虽然还不是完美无瑕。但事情并非一贯如此。按她自己的评价，当初申请特拉华大学的时候，她的英语非常糟糕。

唐文婷在上海读了高中，当初并没有特意要选特拉华大学。这所公立大学有大约2万1000名学生就读，录取率大约是50%，杰出毕业生中有美国副总统拜登。唐文婷的母亲想让她到美国念大学，于是她们跑了十来家中介公司，耐心听取了他们的承诺和成功案例。

她的母亲选定了一家推荐特拉华大学的中介，他们帮她填写了申请材料，指导她完成申请程序，不然她会是一头雾水。由于她的英语还没好到能写申请论文，中介公司收取了4000美元费用后，用中文问了一些关于她本人的问题，替她写了一篇论文。（他们还另外收取了3300美元准备考试的费用。）

如今她能够自己用英文写作了，她觉得当初中介写得并不怎么样。但那已经达到了目的：她被录取了，花了6个月时间参加英语语言项目，然后开始学习大一的课程。尽管一路磕磕碰碰，但她现在成绩不错，也享受大学生活。她用很实用主义的说辞来解释为什么要让中介替她写申请论文：“那时候，我的英语没现在这么好。”

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大学录取期刊》（Journal of College Admission）上发表的研究称，绝大多数在美国大学念本科的中国学生都求助于中介来指导他们完成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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